这是讲工夫的一个开端。
《大学》里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条目不是线性行为，在齐家的阶段对修身的挑战增大了，到了治国的阶段，对修身和齐家的挑战又加倍，到了平天下就更是万分复杂了。孔汉思(Hans Kung) 提出包括全球政治和全球经济在内的普世伦理。
述而不作 (《论语·述而》) 可以理解为一种诠释的创造, 夏礼、殷礼、周礼都有所损益( 《论语·为政》)。讨论的问题是：第一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？也就是人生意义的问题。人所了解的天的本质是天地之大德曰生（《周易·系辞传》），是最原初的创造力，是任何东西最初的源泉。虽然在现在，这依然是主流，科学要看得到、摸得到以及必须量化，这些基本的信念没有动摇。为什么呢? 因为天是有好生之德的, 天是生生不息, 天行健, 这是它的本性。
儒家亲亲仁民爱物这种有差等的爱，是从内向外推出去的过程，这很能理解，也非常现实。诚也是一种创造，《中庸》里面讲诚者，天之道也。圣人者，代天地为民父母，以生人者也，故曰产万物者圣，圣之言生也。
…前后相推，唐虞亦六官可知。自辛亥鼎革之后，曹元弼不问世事，闭门著述，其《周易郑氏注笺释》、《尚书郑氏注笺释》、《大学通义》、《中庸通义》，皆成于此时。二经固足以明之，孔子所述尧、舜之道而制《春秋》，而断以文王、武王之法度。郑注云：知天、知人，谓知其道也。
小而关乎一身者，人伦关乎一身之情感、道德。而圣人如伏羲，正是由此而教人向善。
‘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[2]唐文治，《茹经先生自订年谱》，见沈云龙主编，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》第九辑，第121页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。盖以人伦而论，父子、夫妇、君臣为其大纲，人伦抽象而可以至其道，具体而可以论其制，自小言之关乎一身一家，自大言之遍及国家天下，追前而可以追溯文明之源头，开后而可以救文明于既坠。是严出于亲，亲者天性，严者亦天性也。
故曰为天下至诚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。按照郑玄《六艺论》所云，孔子删定六经之后，以为六经各有其旨意，其中虽有共同之道，而未明确表述，故作《孝经》以总会六艺之道。…间又取旧日论撰，删繁就简，约之又约，存十之二三，取足明经义大略而止。[12]张之洞之教育或曰教化思想，最为精粹者在于以经学为学科之一门，使天下学子先知经之大纲精神，后由约而博。
而郑玄此六德之名，乃来自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，其文云：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：一曰六德，知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…郑君解《周礼》，对此六种德目进行较为一般化的注解：知，明于事。曹元弼之治《孝经》，贯穿其治经一生，前后一贯，自自二十之岁至八十之年，他对《孝经》的看法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。
曹元弼所云之性，正是圣人立教之本，教要顺其性，方能成其教。盖刊落《治要》所存郑注，邢疏、《释文》所录，不过郑注全轶之一半前后。
自是五帝、三王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载盛德大功，皆由此起。…及五霸之末，篡弑相仍，人道绝灭，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而曹元弼一生尊奉郑学，其经学的理论化，在于以六经之中心归于礼，以礼学为基础构建其经学大系曹元弼又说： 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，时势不同，而由爱亲敬亲之心，推恩以保四海则一也。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。又云：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。
可以说，在曹元弼在晚清民国这一翻天覆地的时代，对经学最大的贡献，即在于从经学中发明出爱、敬二字，并以之贯穿整个经学体系，是经学以一种新的方式，成为一个系统。郑玄于汉末之世，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，糅合今古，以成郑氏家法。
但是，郑玄同时强调，孔子兼包尧、舜、文、武之盛德而著之《春秋》，此纯为两汉今文家之言，以孔子之圣，作《春秋》之功，过于尧舜文武。博求仁圣贤人，建诸侯，立大夫，以治水火金木土谷之事。
救后者，文明之中断瓦解，必由人伦堕落开始，惟重建人伦方能拯救。并且，曹氏非泛泛而言《孝经》中有六经之说，或者《孝经》思想可以通于六经，而是极其精准地从郑玄所说的恐道离散的意义上，认为《孝经》所提供的，乃是在六经基础上共同的道。
三、爱与敬：人伦之本 《孝经》之中，极少涉及具体的孝事父母的伦理教条，而多为人伦秩序的具体设计。而《礼记·明堂位》云：有虞氏官五十，夏后氏官百，殷二百，周三百。伏羲继天立极，作《易》八卦，定人伦，实为孝治天下之始。[15]皮锡瑞，《孝经郑注疏》，师伏堂丛书光绪乙未刊本。
谓今日尤切用者，每一经少则数十事，多则百馀事。[3]曹元弼，《吴刻孝经郑氏注序》，《复礼堂文集》，第646页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。
[25] 曹氏重塑经学体系，并使《孝经》成为其经学体系的基础，正是依赖郑玄此二处之说。[2]曹元弼之言，既有对此书挽救世道人心之意的掖奖，也不无对其沉潜之味不足的褒贬。
如其解尧时政典，《尚书·尧典》乃命羲和下列分命羲仲、申命羲叔、分命和仲、申命和叔，两汉今文之学，皆以羲即下羲仲、羲叔，和即下和仲、和叔。亲则必严，孩提之童，其父母之教令则从，非其父母不从也。
《礼》者，爱敬之极则也。曹元弼之经学思想，最尊者为郑玄。而在此二说中，曹氏对《六艺论》之言《孝经》总会六艺之道，尤为置意。恐与原文相混，既于当句下明言几字补，又狭小其字，加两线旁，以严区别。
《书》者，爱敬之事也。上下相安，君臣不乱，而尊尊之道著矣。
[35]正如曹元弼所说： 故上古天地初开，伏羲作《易》，定人伦，而人类即别于禽兽，万世孝治天下由此始。君之书，殆救一时者也。
[8]而十二月十二日，沈曾植致黄绍箕信，便有云：叔彦新著《孝经六艺大道录》，粹然儒言，有关世教，而此间名士多轻之，讪笑之者，汉宋之障，乃至于此乎？[9]沈曾植虽言叔彦新著，仿佛已见此书，但曹氏日记与沈氏书信相隔仅二十日，《孝经六艺大道录》不可能在此期间成书并让沈曾植看到，所以，沈氏所见，应该只是《述孝》一篇及目录而已。此为《释文》所录，正曹氏所确信者，曹氏增加注文云：圣人百世同道。
